他是罕世絕代畫家，畫作被稱20世紀最偉大中國畫，54歲累死在畫前
1998年5月2號，李伯安倒在了自己的巨幅畫作前，手裏還捏著畫筆，年僅54歲。
在年輕開始畫畫時，李伯安就立下豪言壯語：
不能畫畫，生不如死；咱們這一輩子，如果也能畫出流傳于世的畫，就不虛此生了。
于是，在事業的上升期，他推掉所有的生意、舍棄了無用的社交，全身心投入創作百米長卷《走出巴顔喀拉》。
可是，他還沒畫完，就倒下了。
之前有人讓他當官，他不要，就愛窩在河南美術出版社。
求畫的商人大把大把送錢給他，他也不要，他說：
“畫完他們要求的畫，手和心肯定都壞了。
畫慣市場畫的手，想著快掙錢的心，很難再回到大畫所需的獨特繪畫意境上來，我要把時間、手和心都留給真正的畫。”
名利地位他都不要，他明明一生別無所求，只求留下傳世之作。
可連這一個願望，老天都吝于給予，嘔心瀝血之作《走出巴顔喀拉》還沒有畫完，他又怎麽會瞑目！
李伯安是累死的，爲畫畫而死的，很簡單的死因，和他的人生一樣簡單，一生只愛畫畫。
李伯安的生命中有兩座大山，一座是太行山，巴顔喀拉是另一座。
1988年，李伯安就決定深入巴顔喀拉，從黃河和長江的發源地一路往下，探尋黃河長江文明，體會感知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風骨。
要問他做這一切有什麽回報，他說不出一二，他就想單純、不爲名不爲利，畫出一幅傳世作品，哪怕這幅作品最後不挂他名也認。
爲了這麽一個“虛無缥缈”的偉大理想，李伯安李伯安幾次踏入甘南和青藏，收集大量的素材資料。
1991年，他將大好的時光，全都付之在兩間廢棄的教室，開始創作他醞釀已久的恢宏長卷。
袁汝波去過李伯安的畫室，他回憶：
“房子中間是個三合板釘的畫牆，大概有2米高，6米多長。
我看到一幅鋪滿畫板的巨作貼在畫牆上，正在制作中，一張桌子置在向陽的窗下，桌上擺滿了書籍和各類資料。”
李伯安的心，如同這一間狹窄的畫室，被這張巨大的畫牆完全占據了。
他畫畫自我要求很高，一卷畫得不滿意，他就推翻重新來過，哪怕是兩米高，七八米長的畫也是說撕就撕。
《走出巴顔喀拉》第一部分很順利，三個月就完成了，三組朝聖的藏民虔誠嚴肅，用筆剛勁大氣，吸取了柯勒惠支的版畫精髓。
但到了第二部分，李伯安怎麽畫都不滿意，四次撕掉畫好的稿件，最後三年多僅僅畫了不到30米。
爲了擺脫困境，他再次西行，但此時他的身體已經超出負荷，患有嚴重的頸椎病，經濟上也捉襟見肘。
這時，有台商登門求畫，擬定五百幅農村生活小品，每幅願意出價500元，表示李伯安嫌少，還可以加價。
當時全國的平均工資也就幾百，李伯安500幅絕對能大賺一筆，可是他一口回絕了。
有朋友罵他傻得可以，把錢掙了再去搞創作也不遲。
李伯安搖搖頭說，“會遲，如果接受則需畫兩年，時間耽誤不起。更可怕的是，畫完這些小品後，手和心肯定都壞了。
畫慣市場畫的手，想著快掙錢的心，很難再回到大畫所需的獨特繪畫意境上來，這才是最要命的。”
他怕畫了那些畫，耽誤他畫《走出巴顔喀拉》，所以甯願爲了一個還沒有譜的預備“傳世之作”，去放棄唾手可得的錢財。
80年代，畫家們集體經曆過人生的至暗時刻，迎來了天亮，個個一窩蜂炒作自己，想賺點快錢回回血。
有人勸李伯安，別搞什麽沒意義的創作了，炒作才是明智之舉。
被唠叨多了，李伯安不勝其煩，開口怼道：
“跟人家比什麽，知道嗎，他們的畫是賣錢的，咱的畫是傳世的！”
這種話在如今聽來有些自大到讓人發笑，但是他實現了，雖然是以遺憾的形式實現。
就像以前沒人相信喬布斯說的“我要改變世界”，但他居然做到了。
我們嘲笑別人對夢想的“信口開河”，卻忽略了他們背後對夢想的堅持、執著，李伯安也是。
遠方很遠，他一直在前往，哪怕眼前的苟且拖著他的腳，讓他寸步難行，他就一步步艱難往前挪，相信自己總會到的。
曾給予李伯安強大支持的作家馮骥才，曾回憶自己第一次見到《走出巴顔喀拉》時的震撼心情：
“一打開畫作，忽如一陣電閃雷鳴，夾風卷雨，帶著巨大的轟響，瞬息間就把我整個身子和全部心靈占有了。
我看畫從來十分苛刻和挑剔，然而此刻卻只有被征服、被震撼、被驚呆的感覺。
這種感覺真是無法描述，更無法與眼前這位羸弱的書生般的畫家李伯安連在一起。但我很清楚，我遇到了一位罕世和絕代的畫家！”
這是他第一次見到《走出巴顔喀拉》，也是他第一次知道中國還有個畫家李伯安。
他當即跟李伯安打包票，等這幅畫完成，他一定傾盡所有，幫李伯安在中國美術館辦展覽，讓全天下的人都見識見識李伯安。
有了馮骥才的鼓勵，停滯了四年的李伯安又繼續投入創作《走出巴顔喀拉》，還加大了創作難度。
馮骥才等了三年，卻等到了李伯安的噩耗，李伯安死在了《走出巴顔喀拉》的第十部分面前。
就像《紅樓夢》的偉大殘缺，《走出巴顔喀拉》的第十部分也只是草稿。
也許是畫家間的惺惺相惜，在李伯安去世後，全國146位畫家自發捐畫籌錢，爲李伯安辦了畫展，展出了未完成的《走出巴顔喀拉》。
李伯安畫展在洛陽、鄭州、北京、上海和深圳陸續開幕，引起石破天驚般的轟動，被專家和國畫界權威人士認定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一個大事件。
而李伯安的畫作《走出巴顔喀拉》也被評定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國畫，與蔣兆和的《流民圖》、周思聰的《礦工》並駕齊驅。
有人看了，被裏面的266個藏民強大的生命力震撼到淚流滿面；
有人惋惜，沒能早點認識李伯安，讓他被貧困所累，白白葬送了性命。
他們說，李伯安是“當代畫壇一粒後悔藥”，這個比喻背後的苦痛，誰都不忍細細體味。
李伯安在北京的畫展，同樣盛況空前，人潮湧動，馮骥才也去了。
《走出巴顔喀拉》對馮骥才來說，堪稱靈丹妙藥。
當時馮骥才也有頸椎病，短短幾米的路走著都費勁，有一次還暈了好幾個小時。
很神奇的是，去了李伯安的畫展，他的頸椎病居然奇迹般好了。
他站在《走出巴顔喀拉》面前，浩瀚的黃河文明刺激著他，使他頓時紅了眼眶。
他哽咽道：“現在，我才找到伯安早逝的緣故。原來他把自己的精神血肉全部搬進這幅畫中了！”
（李伯安在畫室）
在無人知曉的破舊畫室裏，李伯安一個人，面對著《走出巴顔喀拉》，用一筆一畫無聲地訴說著人民的苦難、訴說著中國的一角曆史，也訴說著中華民族的希望。
他獻祭了自己全部的生命，來奢求換得老天的悲憫。
而這長達十年的訴說，終于在他去世後，得到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回聲。
要簡單地用“畫家”去定義李伯安，又感覺他不太像個畫家，畢竟很多畫家把畫畫當成事業，李伯安簡直視畫如命。
他經常跟妻子張黛講，王式廓爲畫《血衣》而累死的故事，說他要是也能這樣，在創作中的畫前死去，他此生無憾。
他還講過國外有個畫家在妻子死後一年未動畫筆，直到亡妻周年、朋友寄來畫具才重新開始畫畫的故事。
李伯安表示無法理解，問妻子：“什麽樣的悲痛能讓一個畫家整整一年不畫畫？反正我做不到！”
李伯安從15歲在鄭州藝術學院學畫畫，到54歲去世，期間沒有因爲任何事，而擱過畫筆一次。
（年輕時的李伯安）
創作《走出巴顔喀拉》途中，愈來愈嚴重的頸椎病使他突然暈倒。
他躺了一會，手裏還握著畫筆，醒來接著畫。
家人勸他休息兩天，抽空去做個手術不行嗎，反正眼下也不靠這幅畫吃飯。
李伯安對家人的勸告充耳不聞，理由無他：
“術敗，不能畫畫，生不如死；術成，爲保安全，行動多有禁忌，影響大畫，大畫完成前，一切免談！”
當時，洛陽有位老先生給李伯安看面相，斷言他活不過60歲。
家人惴惴不安，李伯安反倒灑脫自在，他覺得老天留給他的時間，已經足夠他完成《走出巴顔喀拉》。
就算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有個天津的朋友預感，他時間不多了，李伯安還是相信，老天不會讓他半途而廢。
誰知，60歲的預言還沒過半，54歲就收走了李伯安。
據兒子李飒回憶，早在父親去世的前幾個月，他自己就已經明顯感覺到生命在慢慢地消逝。
他轉過頭跟兒子說，“我快堅持不住了”。
兒子勸他休息的話還沒說出口，他又拿起畫筆，轉過身去，繼續畫畫。
如兒時李飒拿著父親的畫筆玩耍，李伯安一把搶過去那樣堅決，當時李飒問這是什麽，李伯安說：“這是我的命！”
很難想象，李伯安當時是得有多強的意念，才能支撐著他畫下去。
面對一幅超長巨幅畫作，他已經不是畫家，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徒，他不知道這幅畫最終有多長，更不知道自己能畫到哪一步。
他一邊全身心創作，一邊在等待著上天的最終宣判。
我想，李伯安一定有九條命，他九條命都給了《走出巴顔喀拉》，否則在那麽高強度的創作中，他早就垮了。
寫過了那麽多畫家，我見過太多“李伯安”了。
經曆多次手術、大小便失禁、頸椎病四肢輕癱的黃胄，腿已經使不上力氣了，可覺得坐著影響畫畫，他直接跪著畫。
我見過雙目失明、耳聾的余任天，在無聲、黑暗的世界，爲恩師黃賓虹補殘畫。
有時候實在想不通，是一個畫家的意志力真的可以強到對抗生命的無常，還是藝術給了他們對抗的力量。
無論原因是哪個，作爲幾十年後的我，好像都無法參透其中。
或許，不管是藝術，還是人生，其本質都是要盡你所能，去敬你所不能的。
下面是李伯安作品欣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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